《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在梳理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同時，為建筑師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發展方向問題：怎樣找到文化自信前提下的建筑創作之路？如何在新八字建筑方針指導下落實建筑師的社會責任？如何使建筑師的創作真正繼承城市文脈且真正做到為城市添彩而不添堵？
這些看似簡單、實則本質的問題，需要建筑師的設計研究要矚目城市狀態，用建筑師的視野去把握自己創作的空間乃至社區的本質。盡管，規劃師、建筑師有各種各樣的分工，城市工作涉及的任務與職責也在不斷細化中，但這些都不能成為有責任感的建筑師為城市建設服務的心態與能力的阻礙。
■ 有責任的建筑師應該以服務城市發展為己任
原建設部設計局局長張欽楠先生曾闡述過城市與建筑的關聯性。他認為：城市是人類所創造的最美妙、最高級、最復雜而又最深刻的產物。盡管20世紀的“國際風格”在很大程度上抹殺了城市的特色，但每個城市仍然由于獨有的自然、人文和歷史背景而各不相同。
城市確實像一本書，一棟棟建筑是“字”，一條條街道是“句”。正如丘吉爾所言：“人創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人造的城市也締造了自己的獨特文化。
我們應該從閱讀城市的視角審視建筑。張欽楠先生認為：
建筑反映和表達了社會的各種價值觀，包括哲學、經濟和美學等觀念。反之，建筑也鞏固、強化或削弱了這些價值觀。
建筑有自己的語言體系，開拓一條人際對話的重要渠道。
建筑的營造方式和職業特點，構成了社會運行中的一種有特殊規律的經營文化，在一定范圍內制約了社會的人際關系。
可見，建筑形象是城市最基本、最直接的物性面貌。在城市中，每棟建筑都以自己的特殊語言向人們展示各種文化模式。
清華大學教授季元振強調，建筑在走向公共生活時，不能從技術進步與文化內涵上與城市關聯，他認為：“不能讓怪異建筑暢行無阻。在這樣的語境下，建筑仍然是異化的……標志性建筑在城市歷史中是有意義的，代表了一個城市一個社會的價值觀。”
多年前，《建筑學報》曾舉辦過“城市與建筑的對話”活動。當時，活動結合崔愷大師剛落成的北京“德勝尚城”展開討論。崔愷說：“項目基于建筑與城市、建筑引導城市空間和傳承原來城市某種文脈、留存城市記憶來展開……聯想到曾去過的墨西哥城、越南的胡志明市、斯里蘭卡的科倫坡等，可以說有點亂，但那里城市的感覺是對的，能夠感到城市的空間很明確，城市的公共空間尺度很親切，給人的行為誘導性和城市的秩序感都很好……”
針對“忙亂”，什么策略對城市最有用？在不少項目中，建筑師自我意識的膨脹與其自身能力存在落差，導致了建筑師之間、建筑創作與城市設計之間的難合作性。
通常，建筑作品的創作力根源于建筑師非常個人化的藝術氣質，這樣，建筑項目才有特色。但恰恰因為這種個性，讓建筑與城市出現阻隔和不融洽。
因此，在當今這個時代，建筑師越來越有必要成為城市發展建設的直接參與者。他們對構建以人為本且有活力、有效率、有文化以及健康且安全的可持續城市空間責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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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師矚目城市問題要研究新理念
城市乃人類文明的結晶，其從誕生之日起便飽受爭議。面對現代化城市頻發的問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城市不是制造麻煩的根源，國內外方興未艾的城市化進程，留下的有經驗、有教訓，更有啟迪。
如，從“短命建筑”看，必須杜絕“短命規劃”。
兩年前，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瑤族自治縣一個建成僅3年、曾被譽為“邊境明珠”的項目被拆遷了。在一份“短命建筑”名錄中有如下內容：2013年9月，云南20世紀第一高樓昆明市老工人文化宮被爆破拆除，其壽命不足30年；2007年1月6日，有“西湖第一高樓”之稱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教學主樓被爆破拆除，其使用壽命不到13年；四星級的青島大酒店在3秒內爆破變成一堆廢墟，其使用期才僅僅20年；重慶的隆盛大廈從交房到被拆除僅僅6個月……如此“短命建筑”，完全不符合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一般建筑面積年限50～100年之要求。
英國建筑的平均壽命是132年、法國是85年、美國是74年，而有著5000年歷史文化的中國建筑的平均壽命僅僅30年。
盡管有評論家說，建有建的道理，拆有拆的說法。但仔細分析，被拆項目主要是按城市管理者的“規劃”而為之。
系統性、科學性、嚴肅性、穩定性是城市規劃的屬性，絕不能夠“是建是拆，全憑領導一句話”。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再次強調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確讓建筑師、規劃師感嘆。創造人本化的規劃、人文化的建設與人性化的管理，建筑師發揮作用的空間很大。
杜絕“短命規劃”，堅守“一管百年”的規劃設計之思，要求建筑師不貪一時之功、不圖一時之名、摒棄重復建設的陋習，以宏觀之思作指導，扎實推進服務城市長久發展的建筑設計。
再以城市文脈的傳承為例。
應承認，雖然現在文化遺產觀深入人心，但我國不少城鎮還沿襲并徘徊在不斷推倒、不斷重建的過程中。為此，建筑界有關人士呼吁：城市再不可成為失去建筑哲學的場所與空間，在光鮮亮麗的建筑背后，建筑的演進要與城市發展有共同的價值定位。
此外，從建筑事件學視角出發，建筑師更有用武之地。
例如，如何看待奧運會對城市文化的作用？如何理解奧運會文化遺產？各國奧運場館及其資源后續利用，就是一份極為珍貴的奧運遺產，在這方面建筑師貢獻了偉大的心智。
事實上，如何充分利用巨資興建的大量奧運場館，一直是奧運會主辦國家、主辦城市的共同難題，盡管有些場館被閑置，但也有國家通過拆除、改建、用途轉換達到土地資源、建筑項目的循環利用。
里約市政府公布，巴拉奧林匹克公園的9個比賽場館中，將有7個在奧運會后予以保留，他們強調：“從里約贏得申辦奧運會舉辦權的那一刻起，我們的計劃就是投資那些能作為城市遺產的項目?！?/p>
2012年倫敦奧運會新建14個場館，其中8個是臨時的，已被拆除，所有建材和設備已在英國其他地區及工程上使用。6個永久場館則成了“有形”遺產。
雅典是奧林匹克的發源地，2004年的奧運會贏得一系列贊譽，但當年使用的22個場館中，已有21個遭廢棄。在一系列政府舉債辦奧運的質疑聲中，雅典奧體中心仍在正常開放，為雅典奧運修建的國際廣播中心也派上用場。但奧運場館的后續利用，還未系統提上日程。
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比賽場地，前身多為工業廢棄地、造磚廠、屠宰場、軍備倉庫及垃圾場，在奧運會前成立的奧林匹克協調局，較為全面且高明地運作了奧運遺產的再利用，使“后奧運”園區建設初具規模。
巴塞羅那以主辦1992年奧運會為契機，明確實現從城市產業悄然轉型到城市精神的成功塑造，從而利用奧運會改變城市的命運。奧運會對巴塞羅那的意義不只是那些新建的建筑，而是促成了這座城市的“再生”。他們提出了“絕不為15天的奧運會單獨投資”的建設原則?；I備6年間，巴塞羅那對2772座建筑翻新，建成了450個市政公園，新建體育場僅15個，既保存了老城哥特區建筑文化遺產，又改善了城市品質。如今，蒙錐克山錯落有致的9座奧運場館，不僅是“奧運遺產”的縮影，更彰顯建筑創作利用城市“事件”的規劃設計對城市發展的意義。
傳統觀念下的建筑設計的研究，一般采用建筑評論與建筑理論、城市規劃與城市人文地理、城市文脈與建筑歷史、城市社會經濟學等方式，當代城市傳播學緊緊把控城市文化，以“城市”為基點，重建傳播與建筑和人的關系，尤其在網絡時代更需建構起評估城市“可溝通性”的關系。
基于建筑是與城市相關命題的傳播，不僅僅要傳遞出信息的符號互動過程，還要搭建起建筑與城市一個個實踐的平臺，在為城市展現“多中心”語境時，使建筑師更有責、有權、有位地開展工作，城市不僅成為建筑師的全程記憶，更要成為創作的“智慧地”與設計源泉。
